在清代，六科的设立、发展与废止，始终与清政府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不论是在文书制度中还是在监察体系下，六科始终在不抢夺“主角”光环的前提下，以“配角”之姿发挥作用。
六科，别称“谏垣”，是吏科、户科、礼科、兵科、刑科和工科的总称，清初独立办公，中后期隶属都察院。总体上讲，六科作为政府办事部门，一方面负责稽查在京各部院公事，即监察有司；另一方面辅佐皇帝处理本章，谓红本发抄。清朝两项职能交织并行，且经历了从监司到文书职能的重心转移。
清承明制，六科递嬗
明初，仿照前代置“给事中”，与御史互为补充，掌“侍从、规谏、补阙、拾遗、稽察六部百司之事”，洪武六年（1373年）设给事中12人，开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科办理事务。清承明制，初设“给事中”为各科主官，铸有印信，是朝廷直辖的独立衙门。顺治十八年（1661年），始定给事中、笔帖式名数与品秩。此后，六科额员屡有增裁。康熙初年，精简六科办事人员。雍正元年（1723年），六科改隶都察院，科道合一，六科名存而实亡。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清廷改革官制，正式裁撤六科，仅设给事中20人。
细究有清一代六科的发展历程，从承袭给事中独立办公，再到改隶别部，初期虽然名义上沿袭明代诤谏之职，实际上监察职能受制于皇权，发挥并不充分，迨至中后期并入都察院，监察权的行使失去独立性，主要职能转向文书抄发与贮存，其职能重心有明显的调整。不过，清代六科虽然衙门口小，但从其职能划分和办公地点可以看得出来，最初也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独立监察，枢秘相成
清代，在整个中央国家机关的体系中，六科级别不高，权力有限。按制，六科主官品秩最高不过四品，相较于内阁、军机处、六部、内务府、宗人府等权力部门，六科只是个“小衙门”。朝房设在午门东西，每科各给衙门七间。给事中、笔帖式等科臣平时在紫禁城内办公，六科之中以吏科为首，吏科都给事中有汇总各科官员“行过事迹，开列册内，不注考语，汇送部院”之责；科臣与大学士、尚书、侍郎等部院大臣需协同完成日常公事稽查与公文流转等公务。
首先，在稽查公务方面，六科各有职司，分别对接在京各有关部院。吏科负责查验吏部、顺天府相关事务，户科对口户部，礼科对口宗人府、礼部、理藩院、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国子监、钦天监，兵科对口兵部、太仆寺、銮仪卫，刑科对口刑部、大理寺、通政司，工科对口工部。其次，在文书处理当中，六科与正一品衙门内阁的关系尤为紧密，尤其与内阁下辖之典籍厅、分办本章五处、诰敕房、稽察房、收发红本副本处等部门，多有行文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六科在一段历史时期内发挥了协调上下、服务朝廷的作用。并且其监察有司与抄发公文两大职能的发挥，是相互交织、存于一体的，只不过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表现出来的侧重点不同，呈现出先重监察、后重文书的趋势。
科道合一，监察有司
整个清代，六科监察职能的发挥经历了从重到轻的递变。清初六科“自为一署”，给事中尚有独立监察权。康熙曾训示科、道官员，“国家设立言官，专司耳目，凡政治得失，民生利弊，必须详切条陈，直言无隐，斯为称职。”当时言官诤谏的政治环境还比较宽松，科臣有机会侍立皇帝左右或者对皇帝的决策提出不同意见。此后，六科给事中的监察权受到削弱和限制，一是因为中央机构调整，二是因为文书制度改革。
雍正元年，新皇继位，以“我朝乾纲独断，权力不稍下移”，且给事中履职不力为由，令六科改隶都察院，给事中与各道御史合流，谓之“科道合一”。都察院是清代全国最高监察机关，主要掌管稽查、纠劾等事，机构调整之后，监察权合二为一，六科直属都察院管理，专门负责稽查在京各衙门公事，诸如科抄、封驳、注销文卷、颁发官员敕书、察核京察及奏销等各项档册、覆奏朝审和秋审案件等。尤其是军机处设立后，奏折制度渐行，百官言事不再拘于题本，官员进呈之事“或由廷寄，或由阁抄，其下科者，皆系循例奏报，无所用其参驳”，给事中监察渠道受阻，监察权能式微。
有学者指出：“清代‘科道合一’现象反映了中国古代监察法制体系建设的基本走向，即对皇权制约程度的弱化甚至消亡，而对中央和地方百官的监察却日益加强和突出。”可见，“科道合一”使得清朝的监察法制体系更为健全，但是作为直属监察机关之一的六科，其稽查权力一定程度上受到了限制。清中后期科臣主要通过科抄等途径和方式实现对下监察，协同御史纠察旗务或在“朝会御殿之期”“坛庙祭祀之处”站班纠仪等，而对上诤谏则因皇权独大、制度制约而逐渐废弛。
发抄别录，公文备存
在清代，相较于监察职能，六科在文书流转和贮存方面发挥的效能是更为显著的。
清制红本（凡内外大臣进呈的本章，经皇帝裁定后由内阁朱笔批发）由内阁转给六科发抄。“凡科抄，给事中亲接本于内阁，各分其正抄、外抄而下于部。应书封驳则以闻，岁终则汇其本以纳于内阁。凡领本，皆附以史书、录书。红本发抄后，由科别录二通，供史官记注者曰史书，储科以备编纂者曰录书，皆校对钤印。史书送内阁，录书存科。”
六科每日需设值班给事中一人，负责从内阁红本处领回红本，掌档笔帖式负责登记造册；之后分发六科誊抄，直发承办部院为“正抄”，转发关系衙门为“外抄”；抄录过程中如发现失宜诏令或奏章违误，科臣可封驳。红本发抄后汇缴内阁，此外还需抄录二份，一份为史书，送内阁保存，为朝廷修史所用；一份为录书，由六科备存，供科臣稽查公务。每年朝廷还要拣选满、汉翰林官员各二人，对誊抄的史书、录书进行校对，有谬误要立时奏报，相互遮掩或逾期未报等，负责校对的翰林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值得注意的是，清代密本不发抄，六科经手密本只做简单登记与存贮，以原封送部，该部办毕，仍密封送科，以避免重大政治、军事、人命案件等信息泄露。
六科每日活多事繁，根据原存于红本库《清查红本数目档》的记载，由六科负责抄发的内阁红本，康熙十九年（1680年）有15802件、二十年（1681年）有14385件。抄发之后的红本要存科一年，以备誊录。乾隆五年（1740年）兵科掌印给事中吴元安曾奏请，将天安门内东西两侧闲置的22间朝房拨给六科贮存“日增月益、绵绵无疆”的红本册籍，可见六科需办理大量公文。据此粗略估计，清朝六科抄发贮存的红本当有三四百万件，但因战乱、虫蛀、库房、文书改革等，现存之数远不及此。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吏科掌印给事中熙麟奏请，饬令袁世凯北洋新军的统带将弁勇占用的六科朝房腾出，以备六科办公及收存册档，可见战乱时期，六科所存红本定有遗失和损毁。
另外，文书制度的改革，公文种类的丰富，不仅影响六科的监察渠道，还直接影响科抄的体量、内容与形式。顺、康、雍三朝广泛使用题本，六科发抄比较详细，几乎誊录全文，兼顾满汉合璧；雍正中后期开始，奏折使用推广，题本的使用受到削减；咸、同以后各省多改题为奏，科抄逐渐废弛，有时只记录责任者与批红；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九月题本废止，六科发抄也退出了历史舞台。
在清代，六科的设立、发展与废止，始终与清政府的发展需求相适应。不论是在文书制度中还是在监察体系下，六科始终在不抢夺“主角”光环的前提下，以“配角”之姿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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