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国家图书馆馆长韩永进

◎文/ 本刊记者 李宇清 刘延霞 杨宪东

“启智弘文，百年铸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是极为重要、极为关键的方面。在“十三五”规划中，“全民阅读”被提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在第21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之际，一个春意盎然的日子，我们来到中国国家图书馆，对韩永进馆长进行了采访。两个多小时的交流，让我们收获颇丰、受益匪浅。

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大视角看读书学习的重要性

《秘书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党员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也在许多场合谈到自己读书的体会。您是如何理解总书记相关论述的？

韩永进：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员干部要加强读书学习的思想，在《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领导干部要读点历史》等诸多文章中都有过系统的阐述，是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总书记从个人经历和体会出发提出的真知灼见，更是对广大党员干部的殷切期望。

第一，习近平总书记是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的大视角强调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他指出：“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有本领不够的危机感，以时不我待的精神，一刻不停增强本领。只有全党本领不断增强了，‘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能梦想成真。”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建设学习型政党放到了首位。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发挥好推动学习型政党、学习型社会建设的“火车头”作用。正如总书记谈到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

第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领导干部的读书学习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工作水平和领导水平。一方面，读书学习是领导干部胜任工作的必然要求。通过读书，可以获取信息、增长知识、开阔视野，可以增加智慧、增强本领，对领导干部提高自身素质、做好所承担的工作极为重要。现在的知识更新是非常快的，有国际组织进行过研究，在18世纪时知识更新周期为80年至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时缩短为30年，到20世纪60年代一般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为5年至10年，90年代以后只用3年至5年，而现在，一些学科的知识更新周期已缩短为2年至3年。显而易见，不读书、不学习，就胜任不了工作。所以，读书学习是对一个干部最基本的要求。另一方面，读书学习是干部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精神境界的重要途径。正如总书记所说：“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学诗可以情飞扬、志高昂、人灵秀；学伦理可以知廉耻、懂荣辱、辨是非。”

第三，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内容。他指出，领导干部普遍应当读三个方面的书，一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二是做好领导工作必需的各种知识书籍，三是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书籍。我领会，其中的核心要义就是要读经典。所谓经典，就是经受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具有深厚文化积累的著作。比如我们常说“读马列经典”，就是因为这些书确实字字珠玑，是要精读的。比如我们讲全球化，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提出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整个生产都成了全世界的。我体会，读经典不能一目十行，每一个字都要反复琢磨。历史上不是有“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这样的典故吗？可以说，“经典”里面的每个字、每句话，此时彼时、这个年龄那个年龄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过去中国读书人有一个概念——“案头书”，这些书就是要放在案头，随时翻、随时查、随时读的。案头书应该是一个领域的经典。

第四，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读书学习的具体方法与路径。他提到要坚持阅读与思考的统一，坚持读书与运用相结合，要锲而不舍、持之以恒，这些都是他结合自身体会的深邃思考。

《秘书工作》：习总书记要求党员干部“真正把读书学习当成一种生活态度、一种工作责任、一种精神追求”。您是如何理解这种读书境界的？

韩永进：我理解，读书有这么几种境界：第一种就是基础性的读书，就是我们现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义务教育，是作为一个人的基础性的学习。第二种应该叫功利性的读书吧。就是我们出于各种目的，比如为了考学、考公务员、考更高的职位等来读书学习。在当今社会，这种功利性的读书也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功利性的读书还有一个目的，我们要把它单独拿出来讲，那就是所处的工作岗位的要求，缺什么、学什么。在一个工作岗位上，就必须得有相应的知识和能力。这也是一种责任。而第三种就是总书记讲的，把读书作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精神追求。我觉得这就是读书的最高境界了。读好书，使自己的人格更完善、情操更高尚，同时还有一种美的愉悦。

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物质现代化，又有精神现代化。精神现代化就是人的全面发展。人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有深厚的文化素养，有卓越的精神追求，这是马克思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高境界。追求这种更高的境界，对当下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来讲，太重要了。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现在中国经济的总量是世界第二位了。按照专家所讲的，人均GDP超过6000美元、恩格尔系数降到40%以下，文化消费的需求会出现一种井喷的状态。如果这种需求没有办法得到满足，就会往别的道上走。我们的老馆长任继愈先生生前讲，我们不仅要消灭贫穷，而且要消灭愚昧。如果口袋富裕了，脑袋没有富裕起来，那低级趣味等就会滋生。因此我们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其中文化的指标也是极为重要的指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样达到像老一辈革命家所期望的——人们是有很高文化素质和高尚道德情操的人，是全面发展的人。那样的境界，才是我们追求的理想。所以我体会，总书记不是泛泛地讲让大家多读读书，他论述中的思想内涵是极其深刻的。

传承文明，服务社会，为迎接文化高潮做好准备

《秘书工作》：第21个世界读书日即将到来，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下我国全民读书的情况，以及国图在促进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方面所做的工作。

韩永进：我想用两组数据说明我国全民读书的情况。一个是成年人人均纸质图书的年阅读量，我们是逐年上升的，现在到了4本多，成年人数字化阅读率也在逐年上升。但跟一些国家相比我们还是存在很大差距。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以色列，人均年阅读量达到60多本，是全世界最高的。

再一个就是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提出全世界每5万人要拥有一座公共图书馆，这是一个最低的标准。我国现在大概是40万人一座公共图书馆，大城市好一点，像北京、上海能达到10万人左右，但是美国、英国、法国等都是2万人、3万人一座，而且他们的公共图书馆分布设置得比较合理，有大量的社区图书馆。

这两个例子说明，一方面，伴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物质需求的满足，大家开始注重精神需求了；但另一方面，我们在这方面和发达国家仍有不小的差距。

党的十八大第一次把“全民阅读”写到了党代会报告里；2014年以来，政府工作报告连续3年提到全民阅读；“十三五”规划也提及了全民阅读。党和国家对读书这样重视，作为图书馆人，我们深感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任继愈先生在本世纪初曾预测，中国的一个文化高潮应该在二三十年之后。他说我们图书馆人要做的，就是为迎接文化高潮做好准备。国家图书馆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职责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传承文明，国图继承了南宋以来的皇家藏书、中国古代的众多珍贵典籍等，加上近现代和当代的，我们都要传承下去。另一个是服务社会，在这方面，国图也做了不少工作：

第一是加强文献资源建设，提供阅读资源的保障。到2015年年底，国家图书馆的实体文献达到3500万件册，数字资源达到1160TB，人们想阅读、想了解的信息有资源保证了。

第二是创新服务举措，优化服务环境。国家图书馆全年开放，比如，今年春节，除夕那天到馆阅读的读者有5000多人，大年初一有3000多人，过年期间平均每天到馆8000多人。我们很高兴人们愿意在书香中过年。国图对读者是零门槛，提供免费公益、优质高效的到馆服务。此外，我们顺应“互联网+”时代公众的阅读习惯，提供数字图书馆的服务。现在我们有国家数字图书馆网站、文津搜索、掌上国图、数字图书馆移动阅读平台、数字电视“国图空间”等。在2015年的世界读书日，我们还推出了自己的网上课程品牌——国图公开课，通过互联网为公众提供16个学科、12个专题的精品讲座900余场，比如《汉字与中华文化》《丝绸之路与丝路之绸》《中国大发明》等。去年还结合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年，推出《中国的抗日战争与日本的战后处理》系列讲座。现在，国图公开课的网络访问量每月大概有45万人次。

第三是开展丰富多彩的阅读推广活动，引领阅读风尚。2004年起，我们设立了文津图书奖，每年评选一次，获奖的有非常厚重的学术著作，也有优秀的少儿图书，能代表一个领域较高水平同时公众也很喜欢的书。比如，2015年一部《中国古代物质文化》就得奖了，它把中国古代的衣食住行用很生动的语言介绍出来。我们还开办了文津读书沙龙、文津讲坛、国图讲坛等，用各种方式唤起大家读书的兴趣。

还有一项重要的工作，是设立了国家典籍博物馆。习近平总书记曾讲，要“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国家图书馆有全世界仅存的一张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过去我们把它存藏起来，它就不能发挥作用。现在展出来，可以让大众去感受它背后巨大的文化价值。还有甲骨，过去人们都没法看，现在我们办了一个展览，用一种很生动的方式把它给展示出来。

推动全民阅读、构建书香社会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方方面面的努力，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这个事做好。

《秘书工作》：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迅速发展，给国图的工作带来哪些机遇和挑战？

韩永进：我参加国际图联大会，多次提到当今图书馆面临着巨大的机遇和挑战，其中之一就是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发展。但是我觉得，面对这个趋势，还是机遇更多一些。

人类的阅读形式曾经发生过多次变化，因为人类记载信息的载体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中国，最早原始人是结绳记事，到后来产生文字，发展为在甲骨和石头上刻字，后来又到竹简，也有用丝帛的，再往后就出现了纸张。世界文明也基本如此，比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是在泥板上刻的，后来像欧洲就用羊皮。纸之后又有了音像，再到现在的互联网。图书馆的工作也是随着这种变化向前发展的。并不是说信息载体变了图书馆就消失了，相反，图书馆以另一种方式进行着信息的存储加工和提供服务的工作。比如我们的纸质图书现在正逐步进行数字化，同时我们又保留着原来的缩微胶片，纸质、缩微胶片和数字化之间实现了顺畅的转换。保存形式是多样的，服务形式也是多样的。

我们的读者队伍在扩大，读者全都到馆里来阅读不太现实，网上读者会越来越多，这是一个趋势。现在国图网上注册读者达655万。但网上阅读不可能完全替代纸质阅读，比如研究问题的时候，可以纸质的材料作为主导，网上的材料作为辅助。在一次读书会上，许嘉璐先生讲得很生动。他说，不管是青年人还是老年人，你坐在那里看电子版的书，和你沏上一杯茶、拿上一本厚重的小说或非常欣赏的历史读物，阅读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互联网的发展也给图书馆人提出了一个重要课题，就是怎么把网络上的信息留存下来。网络信息生命周期很短，如果忽略了这一点，那我们就会丧失这些信息。但是如何保存又面临着巨大的挑战：比如，海量的文献如何筛选，网页如何适时地保存，用什么介质保存，等等。再有，图书馆如何把收集来的海量的信息做好编目、做好索引，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把这些信息保存、保护、利用和开发好，是互联网时代的任务，对图书馆人来讲更是特别重要的事。

要成为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读书学习是必由之路

《秘书工作》：请您结合自身的经历，谈谈读书学习对个人成长进步的重要意义。

韩永进：要成为一个不断自我完善的人，读书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过去说“一天不学问题多，两天不学走下坡，三天不学没法活”，就是在讲学习的重要性。社会在发展进步，不学习就不能很好地承担起工作任务，更谈不上在岗位上作出贡献。要成为一个有理想追求的人，成为“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读书学习更是必由之路。

对我来说，读书有一个由被动到主动的过程。在农村插队时，每天劳动完了躺下睡觉，很舒服，但是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于是就去读一些书。当时能读到的书很少，只能想办法去看自己能接触到的书。读书是件很苦的事，但苦中有乐。劳累一天了，再坐下来读书，不容易。但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开始读了就会乐在其中，因为发现那是另一个精神世界。读一部好的小说，心灵会受到净化。比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都非常好看，实现了思想性、艺术性、可读性的结合。在那个年代，这两部书教给我对人生观、价值观的判定。对这种红色经典，我始终有一种情怀。

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是读书要与实践结合。最好是和工作结合，由“点”入深地学习。这样会很快看到效果，增强自己学习的动力和自信。由工作切入，最后上升为理性思考，就是学问。工作有几种状态：最低等状态是把工作当成饭碗干，稍高一点是把工作当成职业干，再高一点是把工作当成事业干，最高的则是把工作当成研究、追求、兴趣去干。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都一定要读书学习。是不是在读书学习，一天两天看不出来，但是经过一定周期再看，差距就出来了。有个“1万小时原理”，说要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必须要有1万小时的时间投入。就现在看，5年左右的业余时间差不多有1万小时，投入5年左右的时间，一定可以成为某个方面的行家里手。

我看过两部书——《毛泽东的读书生活》和《老一代革命家的读书生活》，特别适合推荐给在办公厅（室）工作的同志。现在强调看齐意识，我们总不能比领导同志更忙吧？他们还能抽时间、挤时间去阅读，更何况我们呢？“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

《秘书工作》：书要勤读，也要善读。可否为我们介绍一些您个人的读书方法。

韩永进：我一直以来的习惯是做卡片，做过几万张。做卡片其实就是抄书，是下笨功夫、下死功夫、下硬功夫。比如，我当时研究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文化的论述，就先把某一主题相关的内容都摘出来、抄下来，抄的过程也是深入学习了解、消化吸收的过程。之后经常翻阅，再对卡片进行分类。把卡片分类的过程，实际就是观点形成的过程。做卡片这种传统的方法和现代化的技术手段怎样结合呢？网络是一个信息源，我浏览时把好的内容打印下来，也是一种卡片。卡片的好处是可以一张张摆出来进行综合分析，也比较好保存。

像那些真正厚重的作品，其创作过程都是下过一番苦功夫的。要读懂它们，也一定得下苦功夫，来不得半点虚假。你付出多少，它会给你回报多少。在这上面不能有半点偷奸耍滑，否则最后吃亏的还是自己，因为得不到扎实的知识。

这种抄书的方法，好多学问家都这么做。吴晗先生研究历史，就抄了大量明朝的史料。著名的文学家姚雪垠先生，当年为写《李自成》，积累了几万张卡片。我曾去拜访他，当时他说还想写另一部书，是关于太平天国的，已经攒了十万多张卡片，但是后来因为年龄的原因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另外我理解，在书上作批注的阅读方法实际上也是在做卡片，像毛主席批注《二十四史》，就是把阅读中的体会写在了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