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尹继武

加利是第一位来自非洲的联合国秘书长。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为他推动联合国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公平正义之心，他的个性和追求，成为认识和理解联合国秘书长职责的一面镜子。

2016 年2 月16 日，联合国第六任秘书长加利在开罗去世，埃及政府为他举行隆重的葬礼。加利为世人所知，是因为他出任冷战后联合国首任秘书长，也是第一位来自非洲的秘书长。任期内，加利为拓展联合国维和理念和实践立下了汗马功劳。除此之外，他集外交家、法学家、学者、作家多种身份于一身，更是中埃友谊发展的积极推动者和见证者。

学者型外交家的传奇一生

1922 年，加利出生在埃及开罗一个基督教科普特教派家庭，是埃及极为受人尊敬的政治世家。加利的父亲曾出任财政部长，祖父曾为阿德王朝的首相。因此，加利从小就受到政治的熏陶。1946 年， 加利毕业于开罗大学，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后赴法国深造，1949 年获巴黎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加利的履历十分丰富，既有在知名高校就读和执教的经历，也是埃及非常活跃的政治家。他对中东和平进程的积极斡旋，给世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在国际政坛上也是位“大忙人”，曾担任过数种国际组织的高官。究其一生，特别是作为联合国秘书长，他的学者功底与外交经验的相辅相成，成为最大的亮点。

作为世界上“权力最大”的秘书长，身兼“国际公仆”的重任，加利不仅是位外交家，还是法学家、学者和作家。良好的教育背景及学术积淀，为他拥有国际视野、驾驭复杂局面和维护世界和平打下了坚实基础。据统计，加利一生著述颇丰，共出版100 余部著作，特别是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理论领域颇有建树。他还曾出任非洲政治学会主席，并通晓阿拉伯语、英语和法语。加利早年曾在哥伦比亚大学作为富布莱特访问学者从事研究，又出任开罗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一职。曾任卡特政府高级官员的匡特那时候就非常看好加利，认为他具备成为联合国卓越领导人的潜质。1991 年11 月22日，匡特对《纽约时报》说：“加利是那种具有国际思维的人。”

在走向联合国秘书长一职之前，加利就在埃及政坛崭露头角，成为萨达特总统的得力助手。加利步入政坛，起因也是调停的需要。因调节埃及占主导地位的穆斯林和科普特基督教少数民族之间的积怨，加利成为当时政府邀请的科普特人代表。在推动埃以和平进程中，他是少数几位始终支持萨达特总统的人。作为总统助手，他是少数亲自见证萨达特的耶路撒冷历史之行的官员，也是1978 年戴维营会晤的策划人。凭借在调停巴以冲突的戴维营会晤中的出色表现，加利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也赢得了以色列人的尊敬。正是因为他在中东和平进程中表现出的公正品质，以及支持与犹太国家和平共处的主张，让以色列也愿意支持他就任联合国秘书长职位。

加利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学者型外交家和卓越的调停者，成为最能概括他政坛一生的核心关键词。秘书长不仅需要具有娴熟的文案能力，更需要丰富的知识积累和充分的实践经验。

临危受命，贡献非凡

加利就任联合国秘书长时，尚是冷战结束之初，国际政治和安全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曾经的美苏争霸虽已烟消云散，但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倾向却愈加明显。随着地区冲突进入高发期，联合国所面临的维和任务也日趋繁重。据统计，冷战后十年，联合国的维和行动就达36 次之多。加利可谓是临危受命。他凭借实干精神，执着推进理念创新，加大维和力度，成为联合国第二代维和行动的开拓者。正如潘基文所言：“加利是受尊敬的埃及政治家和知名国际法学者。他用丰富的经验和智慧引领联合国走过了其历史上动荡和具有挑战性的时期。”

加利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所提出并倡导的维和思想突破了传统的维和原则。传统上，联合国维和遵循哈马舍尔德三原则，即中立、同意和自卫，注重维和的晚期介入。1992 年， 受安理会委托，加利向联合国提交了《和平纲领》。其中一些理念成为冷战后联合国维和的指导思想，主张新形势下联合国维和行动在预防性外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与冲突后缔造和平四个领域发挥更大作用。《和平纲领》突出了维和方式、手段的多样化，强调了武力对于维和及冲突后和平缔造的必要作用，也体现了加利对于联合国基本价值理念的坚守。在经过实践总结后，加利于1995 年又推出了《和平纲领》补编，强调扩大预防性外交。《和平纲领》对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四种类型的划分影响深远，至今仍是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基本框架。

在新理念的指引下，加利带领联合国进入了维和事业新阶段。据统计，加利任期内联合国维和的次数为25 次，而此前40 年内仅为13 次。与此相应，维和费用也迅速攀升，1993 年维和费用高达40 亿美元，导致联合国经费捉襟见肘。为此，加利自嘲是“世界乞丐”。为了适应冷战后国际维和的艰巨任务，加利在联合国内推动机构改革，改进维和机构设置，赋予秘书长更为重要的权责。比如，设置联合国维和行动部，具体负责联合国维和的计划制定、准备、实施和指挥。同时，为强化维和的预防性外交功能，设立联合国政治事务部。通过成立会员国临时非正式小组，支持秘书长在维和中发挥领导作用。通过诸种机构改革和多方筹措经费，加利领导下的联合国维和行动对象和范围都有所扩大，国内冲突也成为重要的维和对象，同时联合国也被赋予更多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权力。1992 至1993年，联合国在柬埔寨和马其顿的维和行动，成为成功的范例。

加利对于联合国的贡献是巨大的，为此他奉献了自己的全部精力和才智。作为新理念的倡导者，在实践中难免会遇到挫折，而这恰恰也为联合国更好发挥作用提供了经验教训。

率直公正，关注中国发展

加利的个性与性格同样非常独特，“成败”皆在此间。当时美国之所以支持他，是基于对他“亲美”的判断。然而加利公平正义的不懈追求，让美国人只能承认自己认识错误，在连任上加以阻挠，致使加利成为唯一连任失败的秘书长。自信、积极主动、追求正义以及坚强不屈，这些品质皆成为加利的写照。

加利是一位“工作狂”。任职联合国秘书长期间，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不停奔波在各国之间，参加会议、协调关系。他曾“抱怨”，到纽约工作两年多，却没有去过颇负盛名的纽约剧院。

作为调停者，如果缺失了公平和正义之心，那么只能沦为权力的附庸，无法取信于人。加利的公正之心，在推动埃以和平进程时已经初显。在联合国，他被一些人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代表指责为“偏袒”发展中国家，这也成为美国的一块心病。由于对加利的不满，美国投下了加利连任的唯一反对票。时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奥尔布赖特对加利的不礼貌世人皆知，但这丝毫没有改变加利不畏强权、坚持正义之心。

加利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经常访华，多次受到过中国领导人接见。

在秘书长任期内，加利积极支持中国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多次表示台湾并没有权利加入联合国，联合国坚持“只有一个中国”的立场，“拒绝与台湾发生任何直接或间接的接触”。加利也为支持中国外交开拓新局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卸任后，他仍十分关注中国，积极评价中国对于非洲国家发展的帮助。鉴于对促进中国和发展中国家关系的积极作用，加利多次被中国授予荣誉称号，是中埃、中阿友谊的推动者和见证者。

（作者单位：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