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王梓坤

◎文/ 本刊记者　李宇清 刘延霞 张晓博

一年一度的世界读书日将至，在一个晴好春日的午后，我们造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王梓坤教授。这是一位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老人：在数学领域成就卓然，是中国概率论研究的先驱和主要领导者之一；毕生从事教育事业，为国家培养了大批教学和科研骨干力量；同时写得一手好文章，文字清新、笔调流畅、情理交融。在明净的客厅里，86岁高龄的王梓坤教授和我们分享了他读书、写作的经历和体会，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感悟和思考。

记者：您是怎么与书结缘的，有哪些难忘的读书经历？

王梓坤：我确实爱看书，也算是读了一辈子书。我的一生大志，便是教书，而当老师，不多读书是不行的。我爱上读书，是因一个偶然的机缘。我生在非常穷苦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家里养了很多鸡，有一天我从鸡屋的角落里找到一本书，叫《罗通扫北》，这是我最早看的一本书了。后来又找到一本《薛仁贵征东》，一本《薛丁山征西》。那时候我也就六七岁的样子，这几本书是故事书，对我来说吸引力非常大。跟着大人到地里去干活，我每次都带一本去。《薛仁贵征东》的那首开卷诗至今还记得：日出遥遥一点红，飘飘四海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第一句指山东，第二、第三句分别点出薛仁贵（雪，人贵）。

那时候识字少，都是靠半看半猜。后来又从别人家借到几本，像是《彭公案》《施公案》等。再后来识字越来越多，胃口也越来越大，陆陆续续又读了《三国演义》《东周列国志》《西游记》《民国通俗演义》《聊斋志异》等。我开始给村里人讲故事了，什么“孔明借箭”“荆轲刺秦王”，大人惊奇的目光极大地鼓励了我。从此，放牛也好，车水也好，我总要带一本书，还练出了边走路边读书的本领。

上了小学、上了中学，学校里有图书室，我下了课就跑去看书，假日也全用来读书。读高中时找到了列宁写的几本小册子，那时还没解放，列宁的名字偶尔能听到，非常神秘，越神秘就越想看。虽然不懂他讲的道理，但多少能感到列宁在替穷人说话，便自然赞成他。这是我读革命书籍的开始。

有些好书借了实在舍不得还，在外面买不到也买不起，便自己抄。抄书辛苦，但真有益处，抄完毫末俱见，胜读十遍。我抄过林语堂的《高级英文法》，抄过英文本的《英文典大全》，还抄过《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这本书实在喜欢，竟一口气抄了两份，送给好友一份。

后来到长沙去考大学的时候，在街上看到一本《经史百家杂钞》，是曾国藩编的。这本书非常薄，印得也不清楚，但是我还是买了，当宝贝一样保存着。上大学有了一点钱后，又专门去买了一部《经史百家杂钞》，现在还在我的书架上。大学毕业后我到南开大学教书，没什么事的时候就去图书馆待个一天半天。每个月的工资也没有别的用处，一件衣服可以穿个十几年，所以钱大多花到书上去了。到现在，我的两处住处和办公室里，积累出了三个“小型图书馆”。

记者：我们的读者大部分是机关里的秘书人员。要当好领导的“智囊”，必须掌握广博的知识。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些行之有效的读书方法。

王梓坤：每个人都有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一种方法对这个人来说行之有效，对那个人来说不见得好用。我讲讲自己的体会，大家聊作参考吧。

读书要有选择。世上有各种各样的书，有的不值一看，有的只值看二十分钟，有的可看五年，有的可保存一辈子，有的将永远不朽。即使是不朽的名著，由于我们的精力与时间有限，也必须加以选择。决不要看坏书。对一般的书，要学会速读。古人说，一目十行。今天看来，这速度不能算快，速度快的在一小时之内就可大致看完一本五百页的书，并且说出它的主要内容和精华。对名著，读一遍是不够的，隔一段时间重读，会有新的体会。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只阅读非常杰出的著作，他甚至经常说，如果他也像其他学者那样阅读那么多的书，他就会与他们一样无知了。这话说得不够客气，但他读书注意选择，却是很对的。

要带着问题去读。跟着书跑，一直从头看到尾，过几天可能就不记得了。如果是围绕一个问题看，印象就深刻了，与这个问题有关的就重点看，如果别的书里也谈到这个问题，就看看别的书对这个问题是怎么讲的。一本书就是一个专家，好几本书就是好几个专家。讲一个事情，有的这样说有的那样说，有时候两个专家还会互相矛盾，这时我们的思维是主动的，很快就能找到答案，或者发现书中的问题。爱因斯坦曾说：“在所阅读的书本中找出可以把自己引到深处的东西，把其他一切统统抛掉，就是抛掉使头脑负担过重和会把自己诱离要点的一切。”读书要有的放矢，所谓“偏重一方面去读”，例如读《红楼梦》，第一遍读可偏重其中人际关系，第二遍可偏重景物描写，第三遍可注意当时的饮食和医药。每读一遍，深入一面，甚至可以出论文呢。

处理好专与博的关系。梁启超是康有为的学生，名师出高徒。梁曾经总结康的教学法说：“康先生之教，专标专精、涉猎二条，无专精则不能成，无涉猎则不能通也。”精辟极了，胜过一篇大论。学理工的要学点文史哲，学文史哲的也要学点理工。历史上一些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对理工很钟情。马克思写过《数学手稿》，拿破仑写过影射几何的论文。司汤达、托尔斯泰、契诃夫也都注重数学，这对他们的文学创作无疑是有益的，至少可以避免大小不一、比例失调的毛病。何况理工重逻辑，文史重形象，在思维方式上正好可以互补。福楼拜有一段话，专论文理的相互渗透：越往前走艺术越是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两个从山麓分手，又在山顶会合。

在先后次序上，我认为要从“精于一”开始，在专业中做出成绩，然后逐步扩大领域，简言之，“始于精于一，返于精于博”。这里要避免两种倾向：一是对专业漫不经心，这山看着那山高，知道一点就夸夸其谈，眼高手低，回过头来却看不起自己的专业，认为那不过是雕虫小技，没多大意思。就好像逛过花花世界的人，瞧不起自己的家乡，这样下去，必将一无所成。另一种是终身只守住专业中一个小角落，其他的科学进展、世界形势，甚至自己专业的近邻，一律不闻不问。长此以往，很可能思想枯竭、性情乖僻。许多大家都是走先精后博、由博返精的道路的。一条路走通了，就可触类旁通地走其他的路；而走了其他的路，又可回过头来看原来的路，相互比较，容易受到新的启发，产生新的发现。

记者：您写得一手好文章。请谈谈您写作方面的体会。

王梓坤：我也是从所读的各种优秀作品中学习如何写作。这里说几点印象比较深的吧。

我们读一些名著，常常感叹它们立意高远、思想精深、内容广博，同时也不禁要问：作者从哪里找到这么多思想和材料呢？其实，这绝非朝夕之功，而是日积月累的结果。鲁迅为了研究中国小说史，从上千卷书中寻找所需的资料，《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等书就是他辛勤辑录的成果，正如他自己所说：“废寝辍食，锐意穷搜。”读书应做有心人。对重要的专业书或名著，要勤做笔记，不动笔墨不读书。清代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说：“札记之功必不可少，如不札记，则无穷妙绪，如雨珠落大海矣。”要善于在平时搜集对日后有用的资料，把它们写成笔记。有些是简单的摘录；有些加进了自己的见解，成了创作的半成品；有些则是相当完善的精致短篇。零件既备，大器何难！一旦需要时，就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使之成为有价值的著作。

《红楼梦》第四十八回讲了一个故事：香菱向黛玉请教如何作诗，黛玉说：“我这里有《王摩诘全集》，你且把他的五言律一百首细心揣摩透熟了，然后再读一百二十首老杜的七言律，次之再李青莲的七言绝句读一二百首。肚子里先有了这三个人做了底子，然后再把陶渊明、应、刘、谢、阮、庾、鲍等人的一看，你又是这样一个极聪明伶俐的人，不用一年工夫，不愁不是诗翁了。”诗来源于生活，林黛玉的这种学诗方法虽然不够全面，但如果是为了继承古代诗歌的优秀传统，并从前人的创作中汲取经验，她的意见却有可取之处。对于初学写作者来说，可以先多读别人的好作品，模仿其写法和风格，此法单刀直入，易见成效。

陆游在逝世的前一年，曾给儿子写了一首诗，传授自己写诗的经验。大意说，他初学作诗时，专门在辞藻雕琢、绘声绘色上下功夫，只注意追求形式的美，到中年才领悟这种做法不对，诗应该注重内容，应该反映人民的要求和喜怒哀乐。从此他的诗有了本质的变化，道路越走越宽广。最后他说：“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这是陆游一生创作的重要经验，而且是在他中年或晚年才总结出来的，值得用金字写下。这句话该怎样理解呢？陆游在评肖彦毓的诗时说：“君诗妙处吾能识，正在山程水驿中。”另一处又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就很清楚，所谓“工夫在诗外”，就是强调“躬行”。如果只关在屋子里冥思苦想，搜索枯肠，面壁九年，也绝写不出好作品。要做出成绩，就得深入实际，到火热的实践中去体验生活、搜集资料，然后进行艺术加工。文情汹涌而后发，这样写出来的东西才是有血、有肉、有哭、有笑的上等文章。不过，对“工夫在诗外”，也不能作片面的理解。如果对一个想学数学、却还不会加减乘除的人说“工夫在数学之外”，那未免为时过早。陆游的诗已经作得很好了，技巧很高，缺少的是以现实生活为背景的题材和思想感情，所以他才敢自信地说“工夫在诗外”。

记者：您写作的灵感是从哪里来的？专业研究与写文章有相通之处吗？

王梓坤：其实所谓灵感，并不是什么飘忽无定的神秘的东西，而是经过长时间的实践与思考之后，思维高度紧张，所考虑的问题已基本成熟而又未最后成熟，一旦受到某种启发便融会贯通。袁枚有一首谈灵感的诗：“但肯寻诗便有诗，灵犀一点是吾师。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他主张作诗是需要灵感的，但那灵感不是天上飞来，而是长期寻诗的结果。因此，重点在“肯寻”二字。一旦有了新思想，就要立时紧紧抓住，否则便有丢失的危险。郑板桥说：“偶然得句，未及写出，旋又失去，虽百思之不能续也。”这是切身经验之谈。

灵感的反面是思想的惰性。音乐家柴可夫斯基有句话：“灵感全然不是漂亮地挥着手，而是如犍牛般竭尽全力工作时的心理状态。”发现灵感的那一双“灵眼”，不是神乎其神的稀奇宝贝，而是长期实践、刻苦锻炼的产物。

说到科学研究与写文章的相通之处，我觉得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二者都需要洞察力吧。科学的洞察力，就是俗话所说的“一眼看穿”的能力，它表现在能迅速地透过现象抓住本质，表现在对一些表面上似乎不同的事物，能迅速地找出它们共同的原因或彼此间的联系。宋朝时的沈括，是一位多才的科学家。他考察雁荡山，发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予观雁荡诸峰，皆峭拔险怪，上耸千尺，穹崖巨谷，不类他山，皆包在诸谷中，自岭外望之，都无所见；至谷中则森然干霄。”他以惊人的洞察力，判断其原因是“谷中大水冲激，沙土尽去，唯巨石岿然挺立耳”。他明确认识到这是流水侵蚀作用造成的。同时，他又联想到成皋、陕西大涧中，“立土动及百尺，迥然耸立”，也是同样的原因，差别只在“此土彼石耳”。在西欧，直到18世纪末英国人郝登，才阐述了流水侵蚀作用，比沈括晚约七百年。善于观察，不仅对科学，而且对文学、艺术等都是非常重要的。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句话我也很认同。许多科学名著，都注意作品的文学性与通俗性，以求广泛流传，易为人们接受。牛顿写《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坚持用初等数学，避而不引他新发明的微积分。拉格朗日推崇这部书是自然科学中人类心灵的最高产品。地理，如果写得不好，很容易枯燥无味，然而郦道元的《水经注》，却文思清丽，情景交融，读来使人飘然意远。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也如此，许多药物的描述，类似优美的散文。

“涓涓不息，将成江河。”关于读书，最后把这句话送给年轻的朋友们吧。希望你们在这条路上坚持走下去，见到奇伟瑰丽的风光。